这是一个序跋文的集子。以前曾经以《走进文学的深处》为名印行过一次。这次增加了若干新的内容，做了些调整。书跟原来的不太一样了，应该重新写个前言之类，但是又觉得在原有的之外没有多少话可以说。于是想出个折衷的法子，原来的前言不保留了，改一改借来在这里用。我是个懒散的人，对自己的评价也不高，所以对出书的事情素来不很热心。此书之问世，前一次是由于老朋友梁由之的督促，这一次是因为多年前的学生梁光玉主事团结出版社，要了这部稿子。这算是“结下梁子”了。

如果简单分类来说，这本新书《书中人世》里面首先有一类是应出版社之约，为学术界前辈的名著所写的介绍与评议。鲁迅、胡适、吴梅、钱穆、施蛰存、刘大杰、陈子展、冯至、李泽厚，还有我敬爱的老师朱东润先生，这些名字光彩烨烨。他们的著作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深重的印迹，同时也留下争议和问题。我用很认真但并非惶恐仰望的态度来说这些书，来龙去脉，力求清楚，是非得失，力求中肯，希望对年轻的朋友有所帮助。

在这些前辈中，我跟朱东润先生读过书，受到过陈子展先生的指导，跟施蛰存、刘大杰先生有一面或数面之缘。李泽厚先生因为对我在《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》中写到他的文字很有感触，主动打电话跟我联系。当时我说了有机会就去看望他，也是因为懒散，成了空话。想起跟这些先生的交往，哪怕点点滴滴，都很珍贵。尤其记得我的第一本小书、跟贺圣遂合作的《徐文长评传》出版，我恭恭敬敬写上“朱师训正”四字，拿给朱东润先生，先生欢喜得满脸的笑，说：“你以后写了书都要拿过来给我的噢！”一晃差不多四十年了。

第二类是为朋友的书所作的序。这里面有好几位本来是我的学生，将博士学位论文作为专著来出版。但毕业了，我都视为朋友——古人所谓“分庭抗礼”。这些序文回头读起来有很多感情上的牵连。学生的论文，导师参与程度视情形不同而有深浅，但总是相伴而行，共同经历一个忧喜交杂的过程。汪涌豪、陈广宏有一本关于游侠的书我也写过序，没有找到，当然也未曾费力去找。两位现在都名头不小，算是“功成名就”。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读本科时的样子，真是少年才俊，风流倜傥。 而尤其让我慨然长叹的，是重读为胡益民两本书写的序。益民原是安徽大学中文系的教授，始终是农家子弟的气息，极淳朴，极用功，在学界卓有声誉。我跟益民来往不多，但自觉交情匪浅，所以他让我写序我坦然应之。但数年前益民去世，我竟一无所知。益民自嘲“吃饭太多，读书太少”，在一篇序中我谓益民：天地渺茫，一生漂泊，得饭吃得读书之乐可也，毋计多少。如今只能说给自己听了。

再有一类是为自己的书所写的序。我曾在别的地方说过，就本性而言，我只喜欢读书而不喜欢写书。但总还是不停在写，因为人总是身不由己。这里有人情的缘故，亦有稻粱谋。我于读书本是随兴，无甚规矩，讲课时或漫衍无边，往而不返，所以写东西自然也是驳杂。不止一次，有做出版的朋友说要收罗我写的所有的书，印成文集系列，使我大为吃惊。不过，有人喜欢我写的文字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把这些序印在一起，也算是向这样的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

上海的曹可凡找我做访谈节目，我说我是“字面意义上的读书人”，就是读书没有目的。

小时家贫，衣食为难，无所娱乐，但幸好上海这地方不难找到书。 那时只有旧书店允许在店堂里读书，大概从小学四年级到 “文革”爆发的三四年间，我读遍了上海所有的旧书店。借到书，为了逃脱家务、避免被大人指责，常常是躲在自己家与邻居之间窄小得只容孩童身躯的夹缝里读。在这样的夹缝里，我读雨果，读巴尔扎克，想象巴黎的塞纳河、圣母院、拉丁区，心思飘摇到很远。就是到后来，我还是喜欢在深夜里一个人读书，特别是阮籍的《咏怀诗》、鲁迅的《野草》一类。我自己觉得非常能理解庄子《逍遥游》所拟想的场景： 种一棵不中绳墨、一无所用的大树，在无何有之乡、广漠之野，彷徨乎其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