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“世界读书日”特别策划：《对话·上海地铁读书人》预告片。采访：彭珊珊 摄像：樊晔亲、傅海峰 视频编辑：徐储立(00:24)

澎湃新闻自2018年起推出“地铁上的读书人”系列，7年间发布30多篇文章，记录了上千个通勤阅读场景。报道从最初的“偶然发现”，逐渐演变为一场长期的社会观察实验，通过摄影、访谈、统计和书单等形式，成为理解都市人阅读习惯与文化生态的独特窗口。

今年，我们决定走向书籍背后那些真实、鲜活的人。4月上海的晚班地铁上，记者访问了15位在看书的都市夜归人，了解他们在读什么、为什么阅读以及如何看待地铁阅读。

“书非借不能读”？

董女士，中学教师，在读《对于这个世界，我这样想》

董女士是我们遇见的第一位读者，她戴着耳机在读爱因斯坦的自选随笔集《对于这个世界，我这样想》（爱因斯坦，中国法制出版社，2021年4月），书脊上有上海图书馆的条码标签，显然是借阅的。她欣然接受了拍摄与采访，透露自己在市中心的一所中学教数学，单程通勤时间一小时左右，有座位的情况下就会看书，主要读一些提高个人认知类的书籍。她还表示自己常去上图借书，觉得借来的书更有动力读。

董女士与《对于这个世界，我这样想》，4月8日摄于上海地铁10号线

想写小说的公司职员，在读《宋朝饭局》等

遇到的第二位读者是个年轻女孩，她婉拒了拍摄，但是答应和我们聊聊。她计划写一部小说，正打算从这些书里寻找素材背景。三本书分别是《宋朝饭局》《大宋饕客指南》《中华五千年文明图说丛书：烟酒茶糖与礼仪》，都是她刚刚从徐家汇书院借阅的，因为那里离她的公司不远。小说还只有一个初步构想，但显然和吃有关。她下班后坐一站公交车到徐家汇书院，挑了这些和主题相关的书，在那里读了一阵子，现在带回家继续看。

孙益武，大学老师 ，在读《美国法的变迁（1780-1860）》

我们向孙先生说明来意时提到，这是为“世界读书日”所做的新闻专题，原本对采访有所顾虑的他马上有了兴趣：“我知道‘4.23’，因为我研究版权法，这个日子的全称应该是‘世界图书与版权日’，但大家现在一般都说‘世界读书日’。”随即他打开手机搜索确认：

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全称“世界图书与版权日”（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），又称“世界图书日”。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，由西班牙转交方案给了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化组织。

作为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副教授，孙先生的研究专长是知识产权法和网络信息法。不过他在读《美国法的变迁（1780-1860）》（[美]莫顿·J.霍维茨著，谢鸿飞译，雅理译丛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），反而是因为美国法并非他专攻的领域，想从发展和演进的脉络中找到理解当下规则的钥匙。这本书是“出门前临时在书架上拿的”，有时也会特别为第二天的地铁通勤准备好想读的书，比如最近想看余华的《我胆小如鼠》。

关于借书还是买书，他主要看是否有收藏价值，或是不是要反复翻阅。“如果我只是想了解、参考性地浏览，会选择借书，很快看完还回去。比如前一段时间想了解chatgpt的提示词，这类书我没必要收藏，变化也很快，借来三四天就读完还回去了。但是像《美国法的变迁（1780-1860）》这样的书我还是会选择买。”

孙益武觉得地铁“总体上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阅读环境”，因为可以有效利用时间，真正读进去也不觉得环境嘈杂。他的单程地铁通勤时间约70-80分钟，一个往返能看一本200页左右的书。没有在手机上安装阅读软件，觉得手机对眼睛不好，“我是八零后，我的阅读习惯是纸质的，不太适应电子阅读。电脑上的PDF，也更喜欢打印出来看。”

最后，我问他最近在地铁上还看过什么书，他说前段时间读得比较多的是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，但严格意义上不知道算不算“书”，因为那是他下载打印了看的，并且不忘强调：“当然，它的版权已经过期了。”——非常严谨。

罗翔教授的两位读者

4月9日，一位女士在读《法律的悖论》

4月9日，一位男士在读《法治的细节》

我们在一节车厢同时看到两位读者，他们互不认识，但都在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的书，更巧的是两本书出自同一系列。女士站在车厢连接处，在读《法律的悖论》（罗翔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︱果麦文化，2023），男士在座位上读《法治的细节》（罗翔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︱果麦文化，2021）。他们都婉拒出镜，但各自接受了采访。

他们并非罗翔教授的粉丝，也并不对法律知识有特定的需求，买书都是源于社交网络的推荐。女士在广告设计公司工作，买这本书是因为“看了一篇小红书推荐”，男士的购买则源于某微信公众号大V的推荐书单。那份书单里有8本书，除了《法治的细节》，还有《孙子兵法》《小米创业思考》《卓有成效的管理者》《激荡30年》《经济学（第19版）》《巴菲特致股东的信》《社会心理学》，类型并不单一。他表示，他在福州路的上海书城购买了书单中的四五本，手中这本已经是第二遍在看。

至于为什么在地铁上选择看书，他们的回答也惊人地相似，女士表示“想填补地铁上的空闲时间，又不想看手机”，男士表示“眼睛需要休息，不想看手机，打发一下时间”。“有时候也看手机，但是看手机更累。读书可以把人从手机屏幕里抽离出来，感觉让头脑更清晰一些。”女士说，她会带轻薄一点的书上地铁，但不会选择小说，尤其是悬疑小说，“因为这类书你看了就会想一口气看完，地铁上的零碎时间更适合章节之间关联性不那么强的书，不管读几页就到站了都没有影响”。

作为避难所的书籍

朱先生，超市营业员，在读《改变治疗师的人》

10号线的地铁末班车上，遇见了在读《改变治疗师的人》的朱先生。他在超市打零工，上班时间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，一般下午4点出门，在地铁里可以看半个小时的书。之所以读这本书，是因为他想成为心理咨询师。朱先生今年38岁，已经为此努力了十年。超市工作很忙，地铁上的时间节约下来看书。我们为之动容，他却表示：“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努力的人，而是一个被热爱驱动的人，对人性和生命有非常强烈的探索欲。”

他说，看书时基本上就投入书中，不太会关注周围的环境。地铁对他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阅读空间，因为不会被人打扰。谈及手上的书，他说：“这本书基本上没有什么谏言金句或者告诫世人的忠言，更多的是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真情流露、心与心之间的共鸣，而这些情感之间的流动，以及勇敢面对自己脆弱真实的人，这些东西足以撼动人读者。”

叶子，房产经纪人，在读《现实不似你所见：量子引力之旅》

叶子是一家房产中介的豪宅组销售，有自己的微信视频号，她是所有受访者中面对镜头最淡定的一个。我们在她下车时才提出采访邀约，此前她与一位朋友同行，除了偶尔几句自然的交谈之外，一直在专注看书。她在读的是《现实不似你所见：量子引力之旅》，这是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·罗韦利的物理学科普书籍，另外一本更有名的是《七堂极简物理课》。

我忍不住在采访中问她，为什么对物理感兴趣？叶子说，自己读书很杂，“书可以拓宽人的思维”。她和她的客户互相荐书，这两本就是客户推荐给她的。当后辈来请教工作经验时，她总是回答：说了你可能不相信——多看书。叶子提到，小时候生活在一个极为重男轻女的环境里，女孩要承受的除了歧视还有暴力。所幸家乡有华侨捐赠的图书馆，书籍让她免于心灵的伤害。“如果没有图书治愈（自我），我可能会得抑郁症。”

原版书的世界

Esther，翻译，在读The Ballet of Songbirds and Snakes（《鸣鸟与蛇的歌谣》）

我们几乎是一眼就在人群中看见了Esther，她单手举着一本精装的英文原版书在读，是《The Ballet of Songbirds and Snakes》（《鸣鸟与蛇的歌谣》）。这是电影《饥饿游戏》的前传，她已经读了大半本。她下班回家，通勤路程约三四十分钟，正读到最后一章。

采访中，她用流畅的英文介绍这本书的魅力，表示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讲出了人性复杂的一面，她强烈推荐先读原著再看电影。她还提到，原版书的用纸比较轻，所以它虽然看起来厚，但不是特别重，随身携带和阅读也没有压力。

“读书能帮我从平时的压力当中抽离出来，也能让我很好地思考，让我能应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。生活中压力大的时候，我会选择情节刺激或困难重重的故事去读，作为一种放松。”最近除了这本书她还在读Timothy Keller的《婚姻的意义》（The Meaning of Marriage）。

程序员先生，在读The Blind Assassin（《盲刺客》）

身处国际大都市，上海市民的英文水平毋庸置疑。在翻译Esther之前，我们还遇到一位读英文原版书作为消遣程序员。他没有接受视频采访，但向我们展示了他在读的书，是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（Margaret Atwood）的小说《盲刺客》（The Blind Assassin），一枚薄薄的金属书签夹在刚刚读到的地方，书已经读过半。他提到这本书是布克奖的获奖作品，表示自己平时读小说比较多，话语间流露出不俗的文学素养。

读书使人远离“班味”

Echo，媒体人，在读《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》

媒体人Echo在坐地铁去参加饭局的路上，随身带了一本杨素秋的《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》。同行相见，分外亲切，于是我们首先请她对镜头说明了一下这不是我们请来的“托儿”。

Echo平时不常坐地铁，但如果地铁出行基本上会带书。她觉得自己日常乘坐的线路明亮且不拥挤，是一个较好的阅读环境，而看书使人远离“班味”：“如果你能够找到座位坐下，可以不看手机，读书就会给你一个比较沉浸式的体验，不会让你去想到底要通勤多长时间，而且不让你觉得非常消耗。”至于带上地铁的书，她觉得只要不是太重都合适：“如果每天保持阅读习惯的话，其实大概三五天就会看一本新的书，所以有什么书就看什么书。”

孟先生，财务，在读《三体》

11号线夜班地铁，孟先生着装正式，座位前放着他的行李箱，在读《三体》。他从事财务管理工作，刚从北京出差回上海，从高铁站搭乘地铁回家。因为日均通勤时间有两小时左右，所以他习惯在地铁上看书。

“《三体》是我媳妇先看的，她觉得好就推荐给我了，我这次出差就把它带上。”孟先生说最近在地铁上还读过《城南旧事》《北平无战事》和一本苏轼的诗词。阅读的时间过得很快，常常在不知不觉间就已到站。

豌豆荚，商业管理，在读《白说》

豌豆荚从事公司风险管理和审计监察方面的工作，我们遇见她时她在出差回家的路上，正戴着耳机阅读《白说》（白岩松著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15）。她说她喜欢白岩松的演说风格，但跑了好几家书店没有买到这本2015年出版的书，最后是在网上买的。书封写着作者白岩松的话：“我没开微博，也没用微信，只能确定这本书里的话是我说的。”

她的日常通勤是20分钟，时间不长，所以通常只有在周末的晚上或者出差的时候带一本书看。上一本在读的书是《悉达多：一首印度的诗》（[德]赫尔曼·黑塞著，姜乙译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︱果麦文化），那是一本更需要精心阅读的书。在地铁上有时看电影，有时看书，“但看书对我来说，更是一个个人的空间，尤其是我会塞上耳机，享受这个过程”。

张女士，文员，在读《九故事》

文员张女士在读青年作家大头马的《九故事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0）。那几天大头马患病的消息在互联网上掀起一阵风波，她正是“在微博上刷到这个作者”，觉得“看起来是比较好玩儿的人”，于是刚刚买了这本书来读。在此之前，“昨天看了《最好的决定》（梅根·多姆编，于是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1）。有一段时间还爱看《读库》，因为里面什么类型的文章都有，看心情随便翻一篇。不像长篇小说，需要全身心投入去读，地铁还是适合看中短篇，坐一段看一篇，能看得比较完整。”

张女士说自己乘坐地铁超过二十分钟就会带本书，地铁对她而言还算适合阅读，“起点站有座位，而且我会带耳塞”。她告诉我们，希望这种阅读推广，“能让我们这些拿着书在地铁里的人显得不那么奇怪”。

陌生人在阅读中短暂结盟

吴丑丑，企业公关，在读《布鲁克林有棵树》

与前十三位偶遇的读者不同，丑丑是我们邀约采访的。她于2024年12月6日在通勤的地铁上读《新名字的故事》，被摄影师的镜头捕捉到，照片刊出后她在“澎湃翻书党”的微信公众号留言：“就说搬到12号线沿线，上翻书党是早晚的事，果然才搬来一个月就遇见了。”2025年4月9日，我们相约在地铁站见面。

丑丑2024年12月6日在12号线读《新名字的故事》被拍到

丑丑在“地铁上的读书人”专题下留言

丑丑在互联网电商公司做公关，下了班赶来，和平时一样随身带书。当天的挎包里有两本，《布鲁克林有棵树》和Everything I Know About Love。我好奇她如何选书和买书。她说，这是一家网站推荐的“夏日主题书单”中一种，“有时候会被某些主题的关键词击中，就冲动下单，买了这套书”。我们聊起她的阅读偏好，她说自己倾向于读历史或纪实类的书籍，虚构类看得比较少，另外一个关注的重点在女性主义。“反而是工作以后读的书越来越多”，丑丑说，阅读给她在工作之外拓展了一个更宽广的天地。

作为一名经常在地铁上阅读的上班族，丑丑坦陈也会观察周围是否有人在车厢内看书。“我会好奇，别人在读什么？回去查一查是不是我感兴趣的，假如是，我也会去读的。”

岳先生，科研服务者，在读《故国人民有所思》

和丑丑一样，岳先生也是我们邀约采访的一位读者。2024年4月23日，他从北京来上海出差，在地铁上读《中国龙的发明》，偶然被摄影师的镜头捕捉到，刊登在澎湃新闻上，我们建立了联系。今年4月，他又在上海出差，我们相约在地铁站见面。

“最近带到地铁上的书有陈徒手的《故国人民有所思》，另一本是余光中的《凭一张地图》。”岳先生认为地铁上更适合浅阅读，目的是让自己放松，也把自己从手机屏幕中解放出来。“我的单程通勤时间20分钟左右，一般能看10-20页书。我觉得其实看的篇幅多少不重要，有时只是需要让自己的心境和外部的嘈杂环境割裂开，让自己沉浸到书本的世界里。”

岳先生2024年4月23日在上海地铁上读《中国龙的发明》

有人看书为了放松自己、去除“班味”，有人看书为了充实自己、实现梦想，也有人只是想从手机屏幕的蓝光中拯救双眼。有人喜欢在地铁上读小说，在曲折离奇中忘却现实的烦恼，有人觉得小说不适合地铁阅读，更青睐篇章独立的社科书籍。有人沉浸式，有人浅阅读，有人借助耳机构筑一块精神飞地，有人则觉得只要进入书本，喧嚣自会散去。

这些真实的阅读选择，勾勒出都市人的精神轮廓，看似平常的阅读时刻，正悄然编织城市的文化肌理——当书本在通勤途中被一次次打开，阅读便不是遥不可及的情调，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。

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 特约记者 樊晔亲